为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必须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巩固、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主张多种所有制经济长期共同发展。实践证明，国有经济既无助于共同富裕，也不能保障工人的主人翁地位。
所以，不用担心会退回到新民主主义社会，而是进入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理论上完全讲得通。当过国企工人的一般不会讲这话。所有制也是一样，不管是公有制经济还是非公有制经济，都是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不能靠外力支持决定它的命运。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形成的。不管是哪种所有制，只有不断提高经济效益，才能为自己找到存在的依据。
到党的十五大正式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包含两方面内容 ，一个是发展公有制经济，另一个是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有了市场秩序，我们才有条件去建立更公平，但也更复杂的社会秩序（民主与公正），更可靠的生态秩序，与更持久的国际安全秩序。
普通法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机制就是陪审团。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可以加入全球供应链，这也是一个市场化改革。这两者看起来是有矛盾的。股票市场的一蹶不振也与中国的基准利率太低有关系。
期权意味着有权利在一定的时候，以一定的价格买一只股票，或者卖一只股票。所以，我们在设计改革目标的时候不仅需要问改变游戏规则会对当今的人、当事人、利益相关的人有何影响，更需要问对五十年、一百年以后的随机碰到的一个普通人有什么影响。
新兴市场正在经历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很多资源配置是越来越有效率的。他认为改革就是改变游戏规则，就是制度变革，而中国目前面临的挑战是构建与世界经济相容的具有包容性、创新活力、及可持续的新的增长秩序，其中最重要的是政府职能的转变。另一个是风险溢价，它是必须通过市场形成，但其形成的基础是政府主导确定的基准价格。 5. 下一个挑战：自然资源及金融领域的产权基础设施与宏观管理 从建立市场秩序的角度看，中国还剩下两个特别重要，但也特别复杂的领域需要系统性的制度改革。
7. 房地产市场的供需错配 除了利率太低，导致部分城市房价太高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供需错配。实际上，从国家安全角度来看，政府拥有一票否决权也就够了。但是，这里面有两个概念不能混淆：一个概念是受政府主导的金融产品和自然资源产品的基准价格，还有一个是受市场主导的风险溢价。首先是劳动力市场建立起来了，然后是土地、住房、能源等市场也逐渐形成。
民工可以到城里去打工，可以到全国各地去打工，可以到处去找工作的权利。而现在国资委要求国有企业分红，大国企很可能会不理睬，因为它们的行政级别往往高于国资委。
简单的限购限价政策既打击了穷人（房子供应越来越少，房价及租金越来越高），也打击了富人（有钱没地方投，经济下滑，最终就业减少）。大家都想去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些大城市，所以那些地方的房价很高，低收入群体买不起。
基于我多年的研究，国有企业改革最重要的是政府可以拥有资产，可以作为所有者。这个预期中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保护私有产权。中国的国有企业如果国有股份不低于50%，就永远走不出国门。如果政府所占的股份超过了50%，就不是企业，而是政府行政单位，有利益冲突的问题。我们讲利率市场化，应该是风险溢价的市场化。但是到现在，要改变游戏规则，就出现问题了，有的人不高兴了。
这就是为什么象欧美这样发达的市场经济也会发生金融危机及能源危机。 4. 中国改革时期创建产权基础设施的经验 中国市场秩序的形成，有一个很重要的主角就是中国共产党。
因为这些案例的积累就使老百姓能形成预期，知道出现什么样的纠纷情况会有什么样的解决方法。政府把不同的职能进行区分，经济的就是经济的，不要跟政治的扯到一起去。
我们的研究表明：市场的质量取决于政府如何构筑恰当的产权基础设施与宏观环境。要比较超脱地看中国进行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对资本需求，然后来确定基准利率。
中国建立了股票市场也是一个重要的改革。这个制度创新在当时使得中国向全球市场供应链迈出了第一步，具有历史及战略意义，在当时对内资是不公平的，但对50年后的中国及世界的一个普通人是好的重要的制度变革。改变游戏规则就一定会有人受益，有人受损。九十年代中国最重要的改革就是把所有的政府机构、国有企业的住房全部私有化了，卖给职工。
政府在自然资源及金融资产与负债定价方面需要与市场共同承担重要但不同的角色及责任。不然，中国生态秩序将受到严重的影响。
没有陪审团的话，如果法官判了，但起诉人不服怎么办？他在愤怒的时候就可能把法官给杀了，或者企图推翻政权，这样就会导致极端的社会政治不稳定，陷入对抗与革命的恶性循环。但直到改革开放之后，也就是过去三十年多年，党和政府才逐步开始尊重私有产权。
如果中国政府的股份在30%以下，其他70%的股东会要求企业分红。 3. 市场秩序要求一个公平、公正与有效的产权纠纷调解与裁决机制 在西方解决产权纠纷主要是通过普通法。
为什么？ 现在全球金融市场的现状是：美国、欧洲、日本全部是零利率，而且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但也有大量的研究提示，中国现有的增长模式不可持续。股票市场是投资人与募资人通过市场自愿交换的制度。这种机制就使得很多产权纠纷可以逐渐通过与政治相对隔离的法院逐步解决了。
这样的改革可以把一些政治上很敏感的、利益集团反抗很厉害的事情分化成一个个技术性的问题：股份怎么持有，公司治理怎么样等。有钱的人就去买房子，贷款，所以他在银行只有净债务。
然而，现实中产权是永远不可能界定得百分之百清楚的，市场是有交易成本的，所以我们才需要建立相对稳定及制度化的机制来解决产权纠纷，从而不断厘清产权，不断降低交易成本。所以我们讨论改革的时候，首先就要看清楚每项改革在改变什么游戏规则，即在改变产权基础设施当中的那个部分：是产权界定规则？交易规则？还是纠纷解决规则？ 由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既得利益者，所以谈改革设计的时候，我们是很难放弃我们的利益及立场的。
但自然资源和金融的产权基础设施就比较复杂，因为这两种资源的使用具有严重的负面外部性及系统风险，还会涉及由政府主导的集体行动性质的在数量及价格等方面的宏观管理与干预。改革必须同时考虑国内改革和国际局势。
